6t体育超市门口的摇摇车总是伴着音乐放着歌谣“妈妈的妈妈叫外婆……”，但是自我记事起，就发现自己有两个外婆：微胖圆脸，和妈妈很像的大外婆；苗条秀气，带着我弹琴的小外婆。然后就仅限于此了，她们的形象一度停滞了十余年之久，直到我步入初中，升上高中，直至考上大学，才慢慢地、渐渐地，了解到属于她们的故事，那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大外婆小芳和小外婆小芬的故事。
1948年的秋天，小芳出生在浙江省台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中。家里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，和一个最小的弟弟。二这个数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不管怎么说，在大家都吃不饱的时代，排行老二是没有话语权的。父亲是农民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普普通通，平平淡淡。或许小芳最快乐的时光，就是小学了。在学校学习语文数学，没有家庭作业，也不用操心农事；放学了和小伙伴们去摘橘子里的那层白络补贴家用。“我小学的时候还是班里第一名呢。”小芳说。
确实，大外婆十分聪明，尤其擅长与人交谈和交际，邻里八方的八卦她都听得、记得、谈得、认得，甚至只要五分钟就能知晓对方姓甚名谁，家中有无老人孩子，在何处高就等等。可惜她并没有机会进一步发掘自己的聪慧，迫于家庭穷困，在1962年小学毕业之后无法进入初中学习，而是进入生产队抄大学报，进行文化宣传，一直做到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为止。
1952年，小芬也出生在台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中，只是这家庭相比于小芳家显得富裕不少：三百多平方的院子，一层四五间的平房，种橘子，养鸡鸭，家中有五个孩子，后来还领养了第六个。尽管如此，在60年代，小芬读小学的期间，她自述生活仍是比较困苦：“吃的东西比较少，今天家里如果有肉，就高兴得一塌糊涂；还有家里一般都有一种长期的食用的菜，就是包心菜的菜根吧，每户人家一般都会种很多的包心菜，吃不完呢，就把这个根用盐水把它腌制保存起来，都放在很大的罐子里面长期当菜吃啊。尽管我们这个生活条件不是很好，但是心情很高兴。”细想一下确实如此，橘农也只是农民罢了，更何况家中八口人要吃饭，以及上学、穿衣等各种开销6t体育，在那个年代能支撑起六个孩子，属实不易。
尽管小芬小学生活也仍是困苦，但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：“我记得我们那个小学生根本没有什么家庭作业的，好像一放学以后啊，就到人家家里面。采那个橘子衣，就是橘子里面那一层一层白络，这个采了以后是可以卖钱的，可以贴补一些家用；还有星期六星期天呢，一早起来就到那个橘树下面，这橘子的叶掉下来落在地面上，我们用很长很长的那个铅丝把它缠住，收集起来也可以卖钱的。我记得我们都在一起唱歌啊，跳舞啊，根本没有什么学习负担的。那时在黄岩五洞桥小学上学，没有鞋子穿，就穿那个木头做起来的拖鞋来当鞋穿，有时候经过五洞桥的时候，风很大，我们就趴在地上爬过去。”是啊，这采橘衣、摘橘叶，用木头做鞋穿，迎着风爬去上学，不正是属于那六十年代的小学生们，那如小学生一般新生的新中国，可爱又可敬的故事吗？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迎着风奋进发展，千千万万如小芬一样的人们在苦中作乐，但从来没有停止她们求知和进步的步伐。
小芬成绩没有小芳那么优秀，但她从三年级开始连续担任了四年班长。与此同时她热爱音乐和体育，曾获区小会掷手榴弹笫二名，被录取黄岩中学体育班。小芬是幸运的，她出生在一个异常重视教育的家庭：除了最大的姐姐跟着家里人劳动之外，大哥和她都继续读书深造。这也是她父亲的智慧，身为农民能吃苦，也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，现在苦是为了以后能更为幸福。所以看似小芬的小学生活也并不富裕，其实能接受教育就是她最大的财富；六十年代的新中国看似还很幼小还很贫穷，但是能不断汲取先进的知识不断进步就是它最大的财富。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小芳正值18芳华，却无法继续在生产队进行文化宣传，她的文化道路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家庭并不富裕6t体育，姐姐有幸成为正式工人，而她则辗转做工：做挤牛奶工、豆制品制作等等，最后成为国有工厂工人。十年“文革”岁月，中国发展的道路蜿蜒曲折，小芳的人生道路也是如此。
“我在生产队工作时，认识了小王。他是在生产队开车的，人也帅，很聪明，后来做了武工队的小队长，再之后武工队解散了，他又当上了厂长。厂长啊，也算光鲜了。他家里有个大哥读书很好，是去北京读书的料子嘞，还有个小妹叫小芬，唱歌跳舞样样行。”就这样，小芳23岁时和小王结了婚，24岁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也就是我的母亲。小芳和小芬的故事也从此开始，交织缠绕，交相辉映。
1965年，13岁的小芬进入黄岩中学体育班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上了一年学就因“文革”而停止了初中生活。作为文艺知识分子，小芬加入了文宣队，每天抄抄大字报，写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。她能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或许也无法理解吧，毕竟刚刚小学毕业的她，又如何理解那政治上急速转变的风向，不知道那一个又一个的基层组织、纠察组织，究竟是为何而设立。是为了能更好地产出粮食让大家得以吃饱饭，得以多那么几天“家里有肉，就高兴得一塌糊涂”的日子吗？小芬大抵是不知道的，但是她知道，这样的“文化”，并不是她所追求的事物；她梦想中的文化，应该是快乐的、积极的，是能给父母、给家人、给身边的大家带来光亮的文化。
于是在小芬17岁的时候，她成了一名民办小学老师，教读书写字，也教唱歌跳舞。怎么说呢，有点像是现在的代课老师，没有编制，但也不受那么多弯弯绕绕的约束。是呀，音乐人总是向往自由的，见过贝多芬捂着耳朵迸发出的才华横溢，又如何不心动，那夜幕下远处发白的月光。当“文革”的阴霾过去，小芬又踏上了她追梦的旅程。
24岁的小芳生下大女儿之后，又在26岁、28岁生下了小女儿和心心念念的儿子。这“心心念念”也不是小芳亲自说的，但大抵是如此，毕竟五千年来的文化底蕴下，大家终究还是想要个能务工、能做事、能“干大事”的儿子。女儿是要出嫁的，而守住这个大院的，终究得是儿子。小芳的生活似乎已经确定了，安安稳稳，平平淡淡，儿女双全，幸福美满，一眼能望到头，但线年，“文革”也结束了，新中国正在向前迈进，新的生产方式、新的文化活动正在涌现，谁又能保持一成不变？
小芳只是国有工厂的普通工人，但是小王却是化工厂的厂长，收入高、有权力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对象。小芳漂亮吗？年轻时应当也算是美丽耐看的，但劳作的沟壑意味着岁月的沧桑，生育后的发福是生活的痕迹。小芳似乎太过幸运了，小时候头脑聪明，长大了自己也有稳定的工作，还有个家庭条件不错的丈夫，三个孩子也懂事听话，殊不知命运的馈赠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小儿子还没上幼儿园，小王就离家出走，不知所踪，三个孩子的压力压在小芳一人身上，这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令人浑身震颤，动弹不得。
母亲曾回忆过她的童年：“我们几个孩子，还有小芬阿姨家的儿子，会一起在那嗑瓜子，一嗑就是一大盘，我们围成一圈，嗑嗑瓜子，谈天论地，好不惬意。有时候我的妹妹，也就是你的小姨，会去酒窖里偷点酒来喝，她和弟弟酒量好，怎么喝都不带醉的……”但是当她说到生父离开的那段时间时，却是另一幅画面：“那是很黑暗很黑暗的一段时光，我本来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第一名，但是那一年成绩掉了很多，直到后来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缓过来。”是啊，这一段往事就是这么的压抑，令人窒息，现实往往比小说更为戏剧，因为太过戏剧，反而更加显得真实而又悲凉。当新年的钟声响起，家中还能有红红火火的年味吗？还能一家人围在一起，开开心心地喝喝小酒，嗑嗑瓜子吗？可能吧，但是在那个时间，对于那些人来说，谁也说不准，谁也看不清那迷雾一般的未来。以前我总是不太能理解，那些电视剧中的狗血又迷幻的伦理剧情是如何上演的，因为我自己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，有着完整而又和谐的家庭关系，并且一直到高中以前，接触到的都是与我一样的，“正常”的家庭和孩子，好似生活在乌托邦中一般。直到进入高中，步入大学，才真正聆听到更多人的故事。有父亲因煤气中毒生活不能自理而后去世，母亲烙下病根的；有父母离异又各自再婚的；有单亲家庭的……我才知道，对于很多县里的同学来说，“正常”的家庭才是奢望，而这还是21世纪的现象；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生活在更为落后的城镇的小芳或是小芳们来说，小王的这一现象或许也并不罕见但更加让人悲伤。是呀，人们都是自私的，逐利的，所谓“上岸先斩意中人”，也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只是作为那被斩的人，小芳是怎么想的，也不得而知。或许她也没空去悲伤去惆怅，毕竟三个孩子的压力骤然压在身上，又有谁有精力想那温饱以外的情情爱爱呢？
没错，其实从萧红萧军的故事中也能窥见一些启发，虽然他们的故事是三十年代，而小芳的故事是七八十年代，但是有着其共通性所在。都是新中国发展的浪潮时期，时代在变动，世界在变动，人们也在其中相遇、相知、相离，寻找着最为契合自己的天地。萧红和萧军，都是作家，身份对等了，但是外界更为认同萧红的作品，有不对等，就会有裂隙，有夜深人静时的思如泉涌，有星空蝉鸣下的浮想联翩。小芳和小王也是如此，有着小聪明、有着小权力、有着小金库的小王自然是看不上朴素而又平凡的小芳的，但是他也终究只是小聪明罢了。
小王受的教育并不足以支撑他的眼界，他只是开开车、当当小队长，后来也算是凭自己的能力当上了小厂长，但花花世界的乱花迷人眼，促使了小王的离去。但是小王的原生家庭不一样，小芬她们一家极其重视教育，小芬的大哥以及小芬都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热忱，这样的书香家庭又怎会容忍小王的胡作非为？所以小芳还是幸运的，小王离去后，小芬她们一家与小王断了联系，而将小芳接纳为自己的一份子，帮助她一起抚养三个孩子。从1985年，我母亲五年级的时候开始，她就跟随小芬一家生活，直到大学考到另一个城市为止，而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。
小芳是老实、能吃苦的，或许不是最聪明的，但是是最踏实，最会过日子的。尽管有着小芬一家的帮持，小芳能将三个孩子抚养大、教导好，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后来她遇到了另一个小王，和他再婚，又生有一子。兜兜转转，最终还是幸福美满的，就如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一般，螺旋上升地前进。
1976年，阴霾接近散去，小芬踏上了她追梦的道路。她经过推荐和面试，前往浙江师范音美班进行专业学习。在那个时候，又有多少人见过钢琴？在杭州的学习时光，可以说是小芬最刻苦用功的的时候。“因为我们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嘛，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，学习非常刻苦，当时钢琴很少，三个同学合在一起只能练一个小时。刚好碰到我们三个人一组的有一个同学，她不喜欢弹琴，那我跟她关系很好。她就把她的弹琴时间给我练，有时候要是碰到饭点时，她还把我的饭买好，放在琴房里。我就边吃边弹，比较辛苦。因为我比较用功，也喜欢弹琴的，所以班级里面如果有大合唱或者独唱，都会叫我去伴奏，那个五线谱不会，我就一字一字的把它翻译成简谱，就因为我喜欢音乐，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练习。”不觉得很drama吗，七八十年代，一个小城市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女孩，也只是在小学里唱唱歌跳跳舞，毅然决然在“文革”开始后加入宣传队，到处奔波、游历、表演，用那双摘橘子的手练此前从未见过的钢琴，而后回来担任代课老师，再到去杭州读音乐并把音乐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，是有着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。可能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，从国家、社会，到家庭、个人，大家都持有着，对未来的期许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带着那一份热忱去逐梦。或许小芬也是集家中宠爱于一身，家里人也想看看，那不一样的事业、不一样的世界，将自己的梦也寄托在小芬身上，去看看那崭新的未来。
或许只有练过琴的人，才能知道练琴有多困难。你所要面对的不光是有限的练习时间，还有那种，几个琶音，或是一段曲子怎么练都练不对时的焦躁感，那种你天天练，月月练，年年练时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断片似的枯燥乏味。但是幸运的是，小芬应当是有天分的，毕竟她就在这种三个人练一个小时的情况下，将钢琴练的有模有样，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岩中学当音乐老师，而这黄岩中学，一直到现在还是黄岩最好的中学。小芬曾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大姐早早出嫁，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子。家门口有一条小溪，我们都是在那里打水、洗衣，或许就是我一直洗，一直搓，慢慢地我的手也越长越大，适合弹琴，也是一种幸运吧。”因着她的刻苦努力，也因着她的优秀自信，在黄岩中学她遇到了她的另一半，一名英语老师，在1979年结婚，而后生得一子。
我母亲自从1985年开始跟随小芬一家一同生活，在她的记忆中，小芬是严厉的，也是和蔼的。应当是传承了小芬父母对教育的重视，小芬在重视对子女教育的同时，始终没有停止自己学习和进步的步伐。那时候钢琴很是稀缺，在1987年，也就是我母亲上初二之前，学校里还没有钢琴，小芬就每天在家里练习各种各样的乐器，有手风琴、电子琴、笛子还有口琴。在母亲初二之后，琴房里有了钢琴，据母亲描述，“我们家里四个人，我，小芬，还有她的丈夫和儿子一起吃晚饭，吃完饭后我们坐在客厅聊天，或者下楼散步。但是每次一到七点钟，小芬就准时前往琴房练琴，她丈夫则带着儿子下楼散步或者教他看书学习”。母亲每天都能听到小芬练钢琴的声音，没有一天松懈。母亲也曾在黄岩中学上过小芬的课程：“音乐课是给初一初二开的，在学校的礼堂二楼。每次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走在楼梯上，打完铃，就听到小芬那悦耳动听的琴音传来，我们随着音符落座，随着曲终而静，把喧嚣与烦恼一同丢弃在音乐教室的门外，只留下人手一只的三四块钱的口琴，和一颗颗热爱音乐的心。”
那时的黄岩中学只有小芬一名音乐老师，她不光要教导初一初二十几个班级的音乐课，还要组织安排初高中的音乐表演比赛。每年红五月，小芬都会组织校级歌咏比赛，黄岩中学初、高中部的三十六个班级都要参加，每个班两首曲子，小芬单是正式比赛的录音就至少弹七十二次，更不用说练习、彩排、挑选那一次又一次的弹奏。“那时候每天一躺到床上就动都动不了了。”小芬说道。不过越努力，越幸运，小芬的辛勤并没有白费。黄岩中学作为台州市最好的学校，学生们也很优秀，她把学生的优秀表演录音送去参加浙江省的音乐比赛，小芬带领的那些参赛作品几乎年年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，拿了许多的浙江省一等奖，也有很多她指导的优秀的音乐人才进入各个大学大专深造。就这样，小芬成功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教师，虽然她只是中专学历，但是她的努力与优秀的成绩都被大家看在眼里，后续还因此被破格评为本科学历才能获得的高级教师。
这次期中作业的主题是《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故事》，刚看到这个主题，我就立刻想到了我两个外婆的故事，如此的鲜活灵动，那么的可爱又可敬，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将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，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下的个体境遇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其实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，也怪不得我们小时候总能听到老人们说“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”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单独拎出来，都是一幅比清明上河图还来得精细、精美的画卷。是呀，小芳也在和我的交流与回忆中提到：“没有这一件事情，我也不会去回忆自己如此久远的岁月，那些久到让我都以为自己已经被历史和时间遗忘的故事。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回忆和讲述的过程中写了一部自传一般，找回了一些尘封已久的记忆与自我。”也感谢老师和助教，以期中作业为契机，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外婆们的故事，那一段属于她们的光辉岁月。
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《光影中的百年中国》课程作业，获得“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”优秀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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